围绕胡厂长的讲话,蜀机厂从车间到科室、从工厂到家庭,其参与讨论的人数之众多,议论的内容之深刻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而且职工们的话是越来越直率,越来越大胆,也越来越难听。
技术科的钱工程师是60年代的大学生,由于其常摆工程师的架子,而且好为人师,经常以业务内行的架势指点帮助担任要职的工农干部,不经意的伤了许多领导的面子,所以一直没能得到提拔。加上机关科室是后方,全靠吃生产一线的“剩余价值”而生存,在奖金系数上压了又压,到胡厂长这届领导,机关科室的奖金系数已经落到了只占车间平均奖金系数的0.8以下,因此内心气最大。看了胡厂长的用人,听了胡厂长的报告,他常在“老九”们中间“自言自语”:“科班出身的近百名,就他绿林英雄一个人能干?坐上承包宝座的,大都是胡腾老板的哥们,平均文化初中以下,本事没有,就是会喝酒,会吆喝。实权面前没‘老九’,真是武大郎开店,比他矮的都不要。”
金工车间的刘东师傅,没有文化,但资格老,嘴会说,全家八口就有六人在蜀机厂。两个儿子一个当电工,一个当钳工,两个女儿都混成了检验工。而他呢,车间调度;老伴,库房保管。没有一个人有具体生产任务,可谓是“休闲”人家。胡厂长讲话之后,刘东心里紧了一阵。但经历了若干次运动的刘师傅表面上还是见惯不惊。“破三铁那么凶,还不照样过来了。不管哪个当厂长,谁敢要我家的人下岗进劳务市场,我就到他家吃饭!”
热工车间的王老松总爱喝两杯,然后是借助酒劲瞎编扯,天南地北搅一通,顺带几句顺口溜。不顾环境,不看对象是他的特点,被人称为“王老疯”。最近一段时间,老疯总爱在人多的地方念念有词:“要想多捞,先送红包;送了红包,才能承包;只有承包,才能多捞。”
锻造车间的高羽是和胡腾同期进厂的工人。论能力,论气质,论形象,高羽远远超过胡腾。但高羽却比胡腾实在得多,不吹、不拍、不卖弄,所以难得被人发现使用。而胡腾呢,最善于表现自己。早在文革初期,胡腾就积极参与学校造反队到处造反。文革中期又成为本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个人。文革后期又成为本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小组的主要成员。从班组长、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一直到厂级领导班子成员,可谓是一帆风顺,以至于自命不凡,常常在同代人面前冒两句:“革命理想和权力位置是相辅相成的,只有掌握了相应的权力,坐上了相应的位置,远大的理想和革命的抱负才能实现。”一般人都认为胡腾超凡脱俗,非同一般,将来必定作大事。可高羽呢,只用两句话评论胡腾:“过河抽板,得志猖狂。”
更麻烦的是胡厂长的讲话伤及了前几任老领导。第三任书记程石直截了当地给胡腾打来电话:“请问胡腾,对以前的历史你知道多少?文革结束后,国家为了使工业布局更趋合理,工业发展更进一步,反复要求国有企业上规模、上等级、上档次、上台阶。今天要求你贷款,明天要求你发展,不跟上政策行吗?款贷上了,债欠下了,基建搞起来了,设备买回来了,效益不能说没有,但房屋建筑、机器设备、土地都是国家的,债务都是我们自己的!我们借的钱买的东西我们自己不能支配,我们却还要偿还借款,这样的理论你能说得清、说得赢吗?什么叫削弱、掏空蜀机厂?是政策!是机制!不是我们这些前任领导!”
第四任厂长郑重则来到厂里,面对面的给胡腾谈心:“小胡啊,我提名你继任的时候,你可没有这么大的口气。蜀机厂虽说连年亏损,可都是区委、区政府认同的。出国考察是主管局批准的,而且有工业局、经委的领导同路出行。买小车、配手机是经过控办批准,主管局同意的。职工增加工资也是劳动局核准的,怎么能够说是前任的过错呢?而且你进班子任副职也有十多年,国你没有少出,车你没有少坐,手机你没有少玩,年薪制你没有少拿,基层红包你没有少收,“搞垮”、“弄空”蜀机厂你不能没有责任!作为共产党员,作为领导干部,自己得了实惠就得了实惠,不应该文过饰非,尽把问题往别人身上推。事作过了头,话说过了头都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“
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抵触和抗拒,胡厂长冷静了,并终于在厂务会上作了检查,并表示要在党总支和厂工会的监督、帮助下调整思路,重新决策,为蜀机厂的发展找一条合适的路子。